[27] 富井政章『法学纲论』上巻,时习社,1887,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51-67页。
换言之，公民只有在穷尽了独立营构自己生活的途径之后仍不足以维持健康和文化意义上最低限度的生活状况之下，才可针对国家而享有现实的生存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生存权是指公民享有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权利，它不仅仅是保障公民的生命存在，还保障公民有尊严的生活，不仅将目光聚焦于满足公民生存的物质条件，也聚焦于满足公民生存的精神条件。
[23]可以看出，公民生存权究竟是一项集合性的大权利，还是一项具体性的小权利，学界争议较大。第二，生存权是自由与平等的调节器。我国学界关于生存权的讨论有很多，普遍认为生存权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存权等同于生命权，广义的生存权还包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生活条件。若公民生存权来源于人权，由立法具体形成，那么，从满足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宪法原理出发，国家负有保护义务。考察域外经验，可以发现域外国家大多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去实现公民生存权，可以说，生存权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予以实现的。
[7]（二）地摊经济中的权利类型之辨尽管我国法律规范为地摊经济提供了依据，但鉴于当前我国地摊经济具有多样性，摆地摊究竟属于公民的哪项权利仍存在很大争议。综上所言，摆地摊与宪法上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物质帮助权、劳动权以及职业自由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更像是一个集合性大权利，用其中任何一项权利去定性公民摆地摊的行为都显得不周延。其中，商鞅探究了法的起源，从而为法的理论及实践确立了一个坚实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商鞅以治之至（《商君书·慎法》）定位法的价值，所谓治之至，其目标主要指向富国强兵或兵强而主尊，这样的价值选择是对当时的战国格局的有效回应。
在传统中国的礼学中，也可以划出一个礼经学的分支，它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部门法理，它可以作为礼学与经学之间的交叉地带的知识。丰富多彩的外来法律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学术资源。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果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
这样的宪法生成学表明，近代成文宪法的起点在英国与美国，在宪法的成长过程中，虽然英国、美国与法国都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在这四个时间节点的前后，可以看到依次生成的五张法学版图：一是多元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儒家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从汉至清），三是西方化时代的法学版图（20世纪上半叶），四是苏联化时代的法学版图（20世纪50至70年代），五是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强与弱的关系上，主张扶弱御强。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和有害的思想。孟子以王道、王政、王制作为应然状态或评判标准，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律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开创了儒家法学理论谱系中的批判法学，魅力十足，在后世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回响，是先秦儒家法学留给后世的一笔重要财富。
那个时代的礼学专家就相当于今天的法学专家。这就是说，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与国家的理论的分离，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相对的独立。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王家福是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的，他的回忆是：1954年上半年，因学校的推荐，我参加了留苏研究生考试并被录取，通过留苏预备班为期一年的俄语和哲学学习，我于1955年8月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师从著名民法学家奥·沙·约菲教授，攻读法律副博士学位。
第一期研究生跟着苏联专家学国家与法权理论。一个全新的法学版图，亦即以西方法理为基础的法学版图迅速在华夏大地上形成，对于这张大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法学版图，亦即西方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亦即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张法学版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描绘。
人民大学的那套东西主要依据的是维辛斯基的那套理论，他们的东西有的还是比较系统的。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
其概念体系、编制体例及前三编内容，系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以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地位，他的这些评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20世纪初的中国宪法学，虽然受到了西方各国宪法学的普遍影响，但相对来说，较多地受到了英国宪法学的影响。此则以支那法系为主，而辅之以罗马、日耳曼诸法系之宗旨也。参加研究生学习就是参加革命。
如果借用西方法律理论中的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谱系中，也可以找出其中的法律价值论（或价值论法学）、法学方法论（或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法学）。苏联法学专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首先，培养了大量师资人才。
譬如，《晋书·刑法志》：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四大法学板块各有所长，分别回应了不同的需要，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学版图，因为它具有多元化的色彩，记录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的法学格局，因而可以称为多元化时代的法学版图。
对于礼与刑的这种关系，《唐律疏议·名例》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下述两种根本法俱由清教徒建立：一为美国康涅狄克根本约章（Fundamental Order of Connecticut 1639）。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宪法学，一改此前的以苏联宪法、东欧国家宪法为重心的知识格局，中国宪法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宪法学的重心。当时，面临着社会上普遍轻视法律的形势，法学所的全体同志没有一丝懈怠。解放以后系统的法学课程是从人民大学这个时候办法律系才建立起来的。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做学问，也没有书可读。
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在前述王家福的回忆中提及的法律虚无主义以及普遍轻视法律的形势，大体上就始于1957年的反右。
总体上看，在战国晚期形成的荀子法学，坚持以儒家学说为本位，同时吸纳了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综合法学的形态。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临死前，正式告诫其子孟懿子：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对于超越于制度化的部门法之外的各种法律现象、法律问题、法律实践，有学者称之为行业法，认为行业法是跨部门法的，它具有部门法所没有的优势和作用。据许崇德对解放初期的法学经历的回顾：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人民大学念研究生。
礼学与律学是经学的具体化表达、制度化呈现。其中，第一张法学版图旨在描绘先秦时期的法学状况，主要反映从老子、孔子时代到汉武帝、董仲舒时代大约500年的法学格局，在这张法学版图上，诸子百家相互并立，举其要者，主要有儒家法学、墨家法学、道家法学与法家法学。在那个时候的人民大学，本科从宪法这个专业来说开的也是苏联宪法、人民民主宪法、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中国宪法。英人赴美殖民者所成立的第一完备宪法，当推1639的康涅狄克根本约章。
经学对礼学与律学的统领，大致可以揭示出儒家化时代的法学版图的特质。到了二十世纪，试问我们还信赖着什么呢？没有信赖，和无所信赖，这便是时代的特色。
比较而言，这几种思想文化渊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从汉代的叔孙通、张汤，到清代的薛允升、沈家本，历代律学人物基本上都是执掌国家刑律的官员。
由于英美法系的主要特征是判例法或不成文法，因而，六法全书在整体上不是继受英美法系的结果。不过，相比之下，今天所说的法理学，则可以更好地解释经学在传统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